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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由岑寂到中兴（第4页）

当然，《鸣凤记》之所以震撼人心，还有它本身艺术处理上的原因。总的说来，它以浓重的色调渲染出了一种悲壮美，上承《赵氏孤儿》，下启《清忠谱》，是中国戏剧文化史上那条表现浩然正气的精神长链中的重要一环。

剧情比较分散、人物比较驳杂，是它的一个缺点；但由于把正邪善恶两大营垒划分得非常清楚，把邪恶一方的骄奢淫逸、横行霸道揭露得淋漓尽致，把正义一方的勇敢刚强、大义凛然表现得充分透彻，人们仍然可以从分散和驳杂中获得十分鲜明的总体感染。即便是对这段历史不甚熟悉，对那些人名很难理清的观众，也会对之激动不已。

《鸣凤记》的艺术鼓动性，首先在于把全部戏剧行动所要摧毁的目标描写得十分透彻，使得所有的观众都极度痛恨以严嵩为中心的那个罪恶的巢穴。在北有鞑靼、南有倭寇、国土沦丧、生灵涂炭的情况下，严嵩、严世蕃父子以及他们的爪牙赵文华、鄢懋卿等人把持着国家大权，为非作歹，劣迹恶行令人发指。《鸣凤记》在“严嵩庆寿”、“严通宦官”、“花楼春宴”、“文华祭海”、“世蕃奸计”等出目中，以极度的愤怒，拌和着辛辣的讽刺，对这群祸国殃民的奸贼予以揭露。例如，“文华祭海”一出，揭露的虽然只是爪牙赵文华，却把这伙人的整体面貌刻划出来了。倭寇侵犯东南沿海，到了“攻陷城池、杀戮万姓”的地步，皇帝要宰相严嵩任命官员前去剿灭，严嵩生怕真的派去一员猛将去征剿成功，这员猛将一定会受到皇帝信任，以后很可能不服自己管制。于是他竟任命自己的干儿子、完全不懂军事的腐儒赵文华为兵部尚书，前去征剿。赵文华一到东南沿海，便先祭东海龙王，“用猪羊四十副，金银酒器一箱，诵经和尚一名”。他只知，祭完之后，一箱金银酒器归于自己，杀一些无辜的百姓，冒充倭寇的首级到朝廷领赏，最后竟然要把诵经和尚也杀了，因为一颗头可换来五十两银子。诵经和尚在危急之中只能骗他，说自己手下管着五百个云游和尚，他可以都召集来，让赵文华杀了，到朝廷换得一万五千两银子。赵文华一听甚好，赶快命令把诵经和尚放了。那么倭寇怎么办呢？赵文华深知，远在京城的皇帝哪里知道东南沿海的实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朝内有人，边功易奏，岂有他虞。”而委派他的严嵩一家对他的指望只是：“江南富贵繁华，赵公一去，可保金银宝玩满载而归，少不得一半是我家的。”稍知明代历史的人都明白，这些貌似荒唐的描写，离历史事实并不太远。《鸣凤记》集中地展示出来，实在令人气愤。

有时，随手写及的一个小小的插曲，都能激起观众的愤怒。翰林学士郭希颜与两个学生一起在街上走，遇到一个唱曲行乞的瞎女人，因见骨瘦如柴、哀声可悯，前去询问，这个瞎女人的回答竟然是：

奴家原是扬州商人李氏之女，父亲在京开了个段匹官店。严世蕃在店前经过，见奴姿色，强逼为妾。父亲既死，家财尽被掳占。今世蕃有一十六个爱妾，见奴色衰，万般凌虐。他正妻怀恨昔日宠爱，将奴刺瞎双目，赶出抄化。

这是一种多么令人心悸的暴虐！走不了多远，师生三人又遇见了一个男乞丐，一问之下，原来是严嵩的一个同乡人，叫胡义。严嵩没做官的时候，多亏胡家的接济，现在严家有权有势，连家乡的管家人都不可一世，竟把胡家的田地吞占了。胡义筹集盘费千里来京，向自己少年时代的好友严世蕃求援，但是半年以来连严府的门都没让他进。胡义盘缠使尽、口食不周，几次想自杀，又想到家乡妻儿正悬望着自己，因此只得沿街行乞。

这类琐小的情节，轻轻点染，把恶贯满盈的严家写了个透彻。剧作既写于当时，这类情节的虚构成分估计也不会太多，散陈杂列，带有一定的报导性，正是时事纪实剧的特点。

对立面的丑恶性质既然写得那样明确，因而写正面力量的抗争行动也就有了充分的情理依据。这一点，《鸣凤记》略胜《赵氏孤儿》一筹。《赵氏孤儿》也写了对立面势力屠岸贾的种种暴虐，但这些暴虐大多是出于搜查赵氏孤儿这一具体目的；《鸣凤记》则在更大的广度和深度上表现了严家在边境垂危的情况下祸国殃民的整体性暴虐，因而对严家的抗争也就具有了更明确的正义性，争抗者的人数也就更多，争抗的范围也就更大。简单说来，正是恶之愈广愈烈，致使善之愈广愈烈。

不要过多地责怪《鸣凤记》的线条繁多。作者是要表现一支确实出现在历史上的人数不少、组成复杂的争抗队伍。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因争抗而数折数起，明知有前车之鉴，明知有破家之险，仍然冒死前行；一人倒下，不知从什么地方，又站起了勇敢的继承者……单线突进的结构方式，已无法表现这场铺盖到很大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范围的政治斗争。

与严嵩地位相当的宰相夏言，是《鸣凤记》首先着力刻划的一个正义的代表。他本已告老还乡，过着优游林下的舒适日子，由于同僚旧友们想借他的声望来对严嵩的凶焰有所阻遏，极力向皇上推荐，他自己出于忧国之心，重受相职于虎狼成群之时。他在这种情况下重新出山，并没有因霜鬓银髯而稍减斗志，当他运筹帷幄力图恢复河套，处处遭到奸臣们的阻难时，他并不畏惧，当面责斥严嵩，不为自己留半点余地。人们劝他：“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忍耐些罢”，“二虎不共斗”，“还是慎重为上。”他的回答是：“倘有不虞，何惜一死！”他深知严家奸贼包围着皇上，进谏极难，但仍然决心“猛拼舍着残生命，不学他腆腼依回苟禄人”。结果，他果然被恶人先告状，圣旨下达，将他处斩。这位年迈的宰相“赤身绑缚鬓蓬松”，倒下在市曹利刃之下。

武将杨继盛夫妇的行迹也令人感动。杨继盛为了揭发严嵩的党羽仇鸾通敌的阴谋，反遭严嵩陷害，被毒刑拷打，手指拶折，胫骨夹损，然后被谪贬到边地做一个只能糊口的小官。后来仇鸾通敌的事实暴露，杨继盛被皇帝召至京城重任武将，他一点也没有因为上一次的挫折而苟且偷安，仍然写奏本揭露总根子严嵩。打折过的手指在流血，温柔的夫人在旁边劝说，他只是不管，连夜写罢奏本，第二天一早到午门外朗声宣读。不出所料，这位刚刚复职的武将也被处斩。他的夫人在临刑前赶到，为丈夫满斟别酒一杯，然后取出祭文一篇，跪地而读：

于维我夫，两间正气，万古豪杰，忠心慷慨，壮怀激烈。奸回敛手，鬼神号泣。一言犯威，五刑殉裂。关脑比心，严头稽血；朱槛段笏，张齿颜舌。夫君不愧，含笑永诀；耿耿忠魂，常依北阙。

杨继盛被斩之后，杨夫人又托监斩官转达皇上，依杨继盛生前嘱咐，尸体不加掩埋，以“尸谏”感动君王。监斩官说这种意思不敢转达，杨夫人立即拔出利刀，当场自刎身亡。这种贞烈行动，连监斩官、刽子手看来都大为震动，深深怜惜。

兵部郎中张、礼部主事董传策、工科给事吴时来三人英勇上本的事也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吴时来与其他两位同约上本之后回家，面带忧容，老母惊疑，开始时他还以其他言词搪塞，后来看老母深明大义，便实言相告。并安慰母亲说：“孩儿此本纵有谪贬，谅无大祸，望母亲不必挂心。”母亲当然明白事情的严重性，她这样告诉吴时来：“孩儿，你不须念我，且把死生父母置之度外，好好去做个忠臣！”实在是一位值得尊敬的母亲。张回到家里，更是作了必死的准备。他一方面安排妻儿回乡，一方面又命人预备棺材。妻子十分奇怪，前来盘问，他也是找借口支唔，说什么“昨见街坊老者冻死，怜其无棺，欲要送他”，又说什么“考绩将满，当补外任，为此送你母子先去，下官不久就归”。妻儿将信将疑地走了，他孤身一人，不禁发出长长的浩叹：

我想朝中众臣，多是封妻荫子，下官为国，反成抛妻弃子，恐非人情也！只是我平生志愿，不在妻孥之乐，倘驱除奸佞

，使天下夫妻母子皆得安宁

，便苦了我一家也说不得

。

这种情怀，当然是高尚的，感人的。

不错，这些人的行动只是一项：上本参奏，用今天的眼光看起来似乎不大有出息。但是，这种行动方式，是这些人当时能够战胜严嵩的唯一方式。这个隘口很小、很险，简直无法通过，一批批勇敢的人都在这隘口前倒下了，但人们仍然在不屈地向着这个隘口挺进。他们的父母、妻子、儿女在支持着他们，众多的百姓在目送着他们。他们的斗争方式可能有点愚笨，但他们的斗争目标却是明确而正义的：一定要板倒大奸臣严嵩。他们组合成了一支鲜血淋漓的壮烈梯队，虽然零零落落，却又声息相通，虽然陈尸遍地，却又积贮、鼓荡起了一脉可贵的正气，使严嵩的覆灭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天意从来高难问”，最后为什么皇上会突然回心转意，抛弃了严嵩，剧作没有、也无法加以说明，这是《鸣凤记》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一个无可避免的弊病；在我们看来，大批志士仁人的鲜血和尸体对于严嵩的覆灭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而在这方面，《鸣凤记》基本上完成了自己的主要职责。即便结尾有点匆忙和突兀，它在主体部位所积蓄的愤怒和力量，已足以给严嵩以毁灭性的打击，已足以为不屈的志士们唱出一首悲壮的颂歌。

《浣纱记》

作为戏曲声腔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里程碑，《浣纱记》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作者梁辰鱼是一位名列史册的戏剧改革家。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传奇的内容。

这个戏表现的是在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一场军事、政治斗争——春秋时期的吴越之争。由于这场斗争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历来被采作戏剧表现的题材。不少剧本已经亡佚，《浣纱记》则作为这一题材的主要代表作留存在中国戏剧文化史上。日后继之而起的这一题材的创作剧目，大多与它有姻缘关系。

《浣纱记》特别令人注目之处，是以一条爱情的线索串络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简单说来，它起之于吴胜越败，结之于吴败越胜，而这种胜败倒逆的原因，是在于越王勾践和谋臣范蠡执行了一项成功的政治谋略。这项政治谋略包括许多方面，其中之一便是向吴王献上越国美女西施，表面上供其欢娱，实际上损其意气，而这位西施又恰恰是范蠡的未婚妻！

范蠡，这位使越国反败为胜的决策者，为了实践自己清醒的理智而要牺牲自己难得的情感

。他要找一名容貌极佳而又深谙意图的姑娘去完成这个危险而重要的任务，不得已而想到了自己的未婚妻。西施，这位深深地爱着范蠡、苦苦地等着范蠡的姑娘，愿意去做范蠡叫她去做的一切，却万万没有想到竟然是要她去做这样一件事。结果，范蠡为了社稷、为了自己的谋略，西施为了大义，为了顺从范蠡的意志，一起作出了可怕的牺牲。最后，一切如范蠡所预期，沉缅于酒色中的吴王夫差终于被暗暗地发愤图强的越王勾践所击败，范蠡与西施终于团圆，两人功成身退，泛舟太湖之上，飘然不知去向。这就是《浣纱记》借以撑持的艺术框架。当这对情人重新团聚在太湖扁舟上的时候，各人从胸口取出当年的定情之物——西施所浣的一缕细纱，《浣纱记》的名目也就借以成立。

如此看来，这是一出爱情戏；但显而易见，这出戏里的爱情是有明确的政治皈依的，范蠡和西施的爱情是无条件地服从吴、越之争的政治大局的。因此，不妨说，此剧以爱情悲欢为表，以政治角逐为本。范蠡和西施的离合具有戏剧性，吴越间的胜败也具有戏剧性，梁辰鱼分明是在以前一种戏剧性衬托着后一种戏剧性。范蠡定下的基本谋略是：

看暴吴真强盛，遍周遭杀气腾。不如遣使，遣使亲行请，厚礼卑词足恭敬，更还须施间谍，去通奸佞。侍他君臣肆虐，定见驱忠荩。那时节待变乘机，把山河重整。

为此，当越王勾践一时找不到可以前去迷惑吴王的合适美女时，他就慨然推荐了“已曾许臣，尚未娶之”的西施。勾践尚于心不忍，说“虽未成配，已作卿妻，恐无此理”，而范蠡则回答道：

臣闻为天下者不顾家，况一未娶之女？主公不必多虑。

同时他又去说服西施本人：

小娘子美意，我岂不知。但社稷废兴，全赖此举。若能飘然一往，则国既可存，我身亦可保。后会有期，未可知也！若执而不行，则国将遂灭，我身亦旋亡。那时节虽结姻亲，小娘子，我和你必同做沟渠之鬼，又何暇求百年之欢乎！

牺牲爱情去臣服于社稷利益之下，这种选择，我们很难给予太高的评价。有人认为《浣纱记》如此处理在格调上高于才子佳人戏，我们也不敢全然苟同。许多才子佳人戏寄寓着人们美好的爱情理想，虽然看起来只是儿女私情，实际上嘲弄了封建伦理观念，格调并不很低；倘若为了民族存亡、百姓生死，牺牲一己的爱情和家庭，当然是值得大大赞颂的，但《浣纱记》并不如此。封建上层势力的争斗也是会有是非的，例如前面刚刚说过的《鸣凤记》就浓笔重彩地划出了祸国殃民的一方和忧国忧民的一方的界线，因此剧中为了与祸国殃民的奸臣抗争而舍弃家庭的行动就显现出了一种高格调。《浣纱记》没有花费什么笔力去判别吴、越间的是非，这是高明的，合乎历史事实的，但因而也就带来了一个后果：越国最后的胜利只是谋略的胜利、意志的胜利，而不是正义的胜利；范蠡和西施的悲欢离合于是也就成了这种胜利了的谋略和意志的点缀。请看，在梁辰鱼笔下，最后团聚了的范蠡和西施仍然惧怕勾践翻脸不认人，于是就匿迹消遁，谁知道他们所苦心支持的勾践是不是也会成为一种封建恶势力呢？正由于此，《浣纱记》中范蠡和西施在爱情上作出的可怕牺牲明显地包含着很大的盲目性，其格调未必比那些为实现爱情理想而幽会、而私奔的才子佳人高多少。当然，他们的行动，在客观上也嘲弄了封建理学中的节烈观，这倒是令人痛快的。

梁辰鱼不以范蠡和西施的爱情为皈依，而所依附的政治斗争又不着力去表现其中的曲直是非，那他的艺术意图又在何处呢？他究竟想借这个剧本说明什么观念、表达什么意向呢？

一定说他借吴越之争在影射明代政治，并指出夫差的形象暗指着谁，伍子胥的形象暗指着谁，范蠡的形象又暗指着谁，这种论剧方法毕竟有点勉强。“生平倜傥好游，足迹遍吴楚间”的大音乐家梁辰鱼未必有太具体的现实所指埋藏在《浣纱记》中。更大的可能是，他首先被范蠡和西施之间传奇式的爱情生活所吸引，并对这对情人的胆略和意志深感佩服，觉得若把它表现在戏剧中一定瑰丽引人；其次，他又被这个爱情传奇故事所依附的吴越之争本身所包含的戏剧性所吸引，强弱胜败、君臣主奴，被戏剧性地逆转了过来，这里又埋藏着不少深刻的历史哲理。梁辰鱼很想在表现这种戏剧性的政治逆转过程中把历史哲理抉发出来。这恐怕是他重要的艺术意图之一。

在梁辰鱼笔下，无论是政治生活还是爱情生活，都处于一种物极必反、相反相成的历史哲理的控制之下。《浣纱记》中的所有人物，都自觉不自觉地在走向自己的反面。有的人，为对头走向反面创造着条件；有的人，不由自主地加速了自己走向反面的步伐；有的人，看到了这种趋势力图阻遏；有的人，看到了这种趋势力求一逞……在剧中，深深懂得这种哲理的，第一个是范蠡，第二个是勾践，第三个是吴国的伍子胥。前两人期待并促使着势态的自然逆转，而后一人则阻止着这种逆转。为什么《浣纱记》要在伍子胥旁边再设置一个“结义兄弟”、仙气缭绕的公孙望？就是为了进一步借他之口点明哲理。甚至连吴王夫差的小儿子的出现，也是为了阐述“废兴运转”的哲理。请看这一段：

吴王孩儿，你清早打那里来，衣裳鞋袜都是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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