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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笔（第2页）

五

由于我在灾难中的表现，灾难过去之后全院三次民意测验均名列第一，被破格提升为院长。

连一个小组长也没有做过，却成为国家重点艺术高校的第一领导者，这似乎像是坐了“火箭”，但却是十年的信任沉淀。全院的教师和职工看了我整整十年，有的事当时没有看明白，后来也终于明白了，例如，我一次次鬼鬼祟祟地消失在外文书库的原因。

灾难中的形象往往会传播得很广，当时我的社会声望已远远超出学院，被选为整个上海市的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每次评审，我们对那些在灾难岁月投机取巧、丧失天良的文人都断然予以否定。于是，我又拿起了那支笔，一次次重重地写下了否定结论，又浓浓地签上自己的名。那支笔在当时，几乎成了法官敲下的那个锤子，响亮、果敢、权威、无可争议。

这就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那时说得上仕途畅达，官运亨通。已经是全国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却还常有北京和上海的高官竭力要把我拉进更高的权力圈子，这在当时很容易。于是，有了一次次长谈，一次次规劝。这些高官，后来都成了非常显赫的领导人。但是，我太明白我的笔的秉性。它虽然也有能力继续成为更大法官的锤子，但它显然并不愿意。

于是，我在上上下下的万分惊愕中辞职了。辞了二十三次，才被勉强批准。然后，穿上一件灰色的薄棉袄，去了甘肃高原，开始踏访公元七世纪的唐朝。

当年寻找古迹，需要长时间步行，而那些路并不好走。在去阳关的半道上，我几度蹲下身去察看坟丘密布的古战场，把我插在裤袋口上的旧钢笔弄丢了。那支旧钢笔不值什么钱，但正是它，我在辞职前反复搓弄，它总是顽强地告诉我，只愿意把我的名字签在文章上，而不是文件上。

既然它对我有点重要，我还在沙原上找了一会儿。但那地方太开阔、太芜杂了，当然找不到。转念一想也释然了：这支笔是陪了我很久的老朋友，从现在起，就代表我陪陪一千多年前的远戍将士和边塞诗人吧。

我考察的习惯，不在现场抄录什么，只在当天晚上回到旅舍后才关起门来专心写作。记得在兰州我曾长时间住在一个极简陋的小招待所里，简陋到上厕所要走很远的路。当地一位年长的文人范克峻先生读过我的不少学术著作，又看到我行李简薄，便送来了一支圆珠笔和两叠稿纸。这种圆珠笔的笔杆较粗，比我为爸爸写“交代”的那一种更好用。只不过那稿纸太薄，一写就穿，落笔要小心翼翼。

我把白天的感觉写成一篇篇散文，寄给在《收获》杂志做编辑的老同学李小林。邮局找不到，就塞到路边一个灰绿色的老邮筒里。这时才觉得范克峻先生给我送薄稿纸算是送对了。稿纸薄，几篇文章叠在一起也能塞得进那邮筒。

写了就及时寄走，是怕在路上丢失。有的地方连路边邮筒也找不到，那就只能将写好的文章随身带了。随身带，又要求稿纸越薄越好。由此我养成了习惯，只用薄稿纸。即使后来可以用较好的稿纸了，也选择薄稿纸。这一来，那种容易划破薄稿纸的圆珠笔，就需要更换了。

当然，写起来最舒服的还是吸墨水的钢笔。但这对我这个不断赶路的旅行者来说，就很不方便，因为必须带墨水瓶。墨水瓶都是玻璃做的，夹在行李里既容易洒，又容易碎。据说过去安徒生旅行时是把墨水瓶拴根绳子挂在脖子上的，那就不会洒，也不会碎了。但我不会模仿他，因为那样不仅难看，而且有显摆自己“很有墨水”的嫌疑。安徒生旅行时还肩扛一大圈粗麻绳，那是准备在旅馆万一失火时可以滑窗而逃。可见，他走得比我还麻烦，但我走得比他远得多，时间也长得多。

后来我还是学了安徒生的一半，随身带墨水瓶，但不挂在脖子上。选那种玻璃特别厚的瓶子，瓶口拧紧处再垫一个橡胶圈。但这样还是不保险，因为几经颠簸后，瓶盖易裂。所以再加一个笨办法，在瓶盖外再包一层塑料纸，用细麻绳绕三圈扎紧。行李本来就很小，把墨水瓶安顿在衣服中间。

我从甘肃路边邮筒寄出的一叠叠薄稿纸，如果有可能发表，似乎应该起个总题目。因此，在寄出第三叠时，我在信封背后加了一句：“就叫《文化苦旅》吧”。后来，路还在一直走，风餐露宿，满身烟尘，却永远带着那支钢笔，那瓶墨水。我想应该对笔表示一点什么了，因此为接下来的文集起名时加了一个“笔”字，叫《山居笔记》。

六

笔之大难，莫过于在北非、中东、南亚、中亚的极端恐怖地区了。

我写了那么多中华文明遗迹，为了对比，必须去寻找同样古老或更古老的其他文明。但那路，实在太险峻、太艰难、太无序、太混乱了。我必须贴地而行，不能坐飞机，因此要经过无数关口。查啊查，等啊等，翻啊翻，问啊问。他们在问我，我却永远问不清，前面可以在哪里用餐，今晚可以在哪里栖宿。

由于危机天天不断，生命朝不保夕，因此完全不能靠事后记忆了，必须当天写下日记。但写日记的地方在哪里？在废弃的战壕边，在吉普的车轮上，在岗亭的棚架下。这一来，笔又成了问题。显然不能带墨水瓶，如果带了，那些人很可能会让我当场喝两口看看是不是危险物品。圆珠笔他们也查得仔细，又拧又拆，要判断那是不是特制的微型手枪。

好在，这时世界上已流行一种透明塑料杆的轻型墨水笔，一支可以写好几天，不必吸墨水。沿途见不到超市、文具店，因此我不管入住什么样的小旅馆，只要见到客房里有这种笔，立即收下，以防哪一天写日记时突然接不上。

在行经伊拉克以及伊朗、巴基斯坦、阿富汗、尼泊尔那漫长的边界地区时，一路上黑影幢幢、堡垒隐隐、妖光熠熠、枪口森森，我把已写好的日记手稿包在一个塑料洗衣袋里紧抱在胸前，手上又捏着一支水笔。我想，即使人被俘虏了，行李被抢走了，我的纸笔还在，还能写作。当然更大的可能是不让写，那我也要尽最大努力，为自己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为笔保留一丝最后的机会。

这种紧抱稿子紧捏笔的情景，我一直保持到从尼泊尔入境西藏的樟木口岸。

那支水笔，连同我在历险行程中一直藏在行李箱中一支较好的钢笔，很快被一个慈善机构高价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献，以补充北京市残障儿童的乳品供应。

后来我在进一步研究中国文明与世界现代先进文明的差距时，又考察了欧洲九十六座城市。虽然也非常辛苦，但那种悬生命于一线的危险没有了，而且一路上也比较容易得到顺手的笔。

当我考察完世界那么多地方之后，从联合国开始，很多国际机构和著名大学纷纷邀请我作主题演讲。所谓主题，大多是“全球背景下的中国文明”、“一个中国学者眼中的当代世界文化”、“五万公里五千年”、“全球面临的新危机”等等。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世界文明大会、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等等都去了，还应邀在我国香港、澳门、台湾长期授课。我想，既然沿途用了那么多笔，现在正该用一支更好的笔把考察成果系统地写出来了。

但是，万万没有想到，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情况。

七

正是在我基本完成对中国文明和世界文明的长时间考察之际，我周围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整体性蜕变。简单说来，八十年代由“反思、创新”组成的文化主题全线失落，居然由大规模的“联欢”和“联谤”组成了新世纪文化的二元结构。前者标榜“盛世国粹”，后者标榜“言论自由”，中西合璧，烈烈扬扬。其他文化当然也有，但最热闹的却是它们。

这个二元结构使我和妻子走投无路。妻子马兰，那么优秀的表演艺术家，由于九度婉拒了一次据说是“顶级重要的联欢会”，被地方官员“冷冻”，失去了工作；而我，则不知为什么成了文化诽谤的第一焦点，“文革派”、“自由派”和官方一些媒体亲密合作，联手造谣，我即便无声无息，也永远浊浪滚滚。这就是说，我们夫妻两人，正好被“二元结构”齐齐地开除了。我们又不愿向权力求助，因此注定无处可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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