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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百年（第2页）

巴金又不是胡适、林语堂、徐志摩、钱锺书这样的“西派作家”。他对世界文化潮流并不陌生，但从未领受过中国现代崇洋心理的仰望，从未沾染过丝毫哪怕是变了样的“文化贵族”色彩，基本上是一种朴实的本土存在。

上述这几方面与巴金不同的文化人，都很优秀，可惜他们的作品都不容易通过阅读在当时的中国社会有效普及。当时真正流行的，是“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武侠小说、黑幕小说。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以为，当时鲁迅的作品应该已经很流行。其实不是，只要查一查发行量就知道了。在文盲率极高的时代，比例很小的“能阅读群体”中的多数，也只是“粗通文墨”而已，能从什么地方捡到几本言情小说、武侠小说读读，已经非常“文化”。今天的研究者们所说的“深刻”与否，与那个时候的实际接受状态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巴金就显得很重要。

巴金成功地在“深刻”和“普及”之间搭建了一座桥梁，让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反封建、求新生、倡自由、争人道的思想启蒙，通过家庭纠纷和命运挣扎，变成了流行。流行了，又不媚俗，不降低，在精神上变成了一种能让当时很多年轻人“够得着”的正义，这就不容易了。

中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共同的遗憾，那就是，很多长寿的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重量延续到中年之后，他们的光亮仅仅集中在青年时代。尤其在二十世纪中期的一场社会大变革之后，他们中有的人卷入到地位很高却又徒有虚名的行政事务之中，有的人则因为找不到自己与时代的对话方式而选择了沉默。巴金在文学界的很多朋友，都是这样。

完全出人意料，巴金，也仅仅是巴金，在他人生的中点上，又创造了与以前完全不同的新光亮。他，拥有了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一个看似普通的发言，改变了他整个后半生，直到今天。

就在这个重大转折的一年之后，我见到了他。

因此，我的这篇文章，接下来就要换一种写法了。

四

我是十七岁那年见到巴金的。他的女儿李小林与我是同班同学，我们的老师盛钟健先生带着我和别的人，到他们家里去。

那天巴金显得高兴而轻松，当时他已经五十九岁，第一次亲自在家里接待女儿进大学后的老师和同学。以前当然也会有小学、中学的老师和同学来访，大概都是他的妻子肖珊招呼了。

武康路一一三号，一个舒适的庭院，被深秋的草树掩映着，很安静。大门朝西，门里挂着一个不小的信箱，门上开了一个窄窄的信箱口。二十几年之后，我的《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等书籍的每一篇稿子，都将通过这个信箱出现在海内外读者面前。那天下午当然毫无这种预感，我只在离开时用手指弹了一下信箱，看是铁皮的，还是木头的。

巴金、肖珊夫妇客气地送我们到大门口。他们的笑容，在夕阳的映照下让人难忘。

我们走出一程，那门才悄悄关上。盛钟健老师随即对我说：“这么和蔼可亲的人，该说话的时候还很勇敢。去年在上海文代会上的一个发言，直到今天还受到非难。”

“什么发言？”我问。

“你可以到图书馆找来读一读。”盛老师说。

当天晚上我就在图书馆阅览室里找到了这个发言。

发言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社会里有这样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

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

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浩大，寄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到处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据老人们回忆，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与会者，听巴金讲这段话的时候都立即肃静，想举手鼓掌，却又把手掌抬起来，捂住了嘴。只有少数几个大胆而贴心的朋友，在休息时暗暗给巴金竖大拇指，但动作很快，就把大拇指放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从具体原因看，当时上海文化界的人都从巴金的发言中立即想到了“大批判棍子”***，又知道他的后面是张春桥，张的后面是上海的市委书记柯庆施。这条线，巴金应该是知道的，所以他很勇敢。

但是，我后来在长期的实际遭遇中一次次回忆巴金的发言，才渐渐明白他的话具有更普遍的意义。一座城市在某个时间出现***、张春桥这样的人毕竟有点偶然，但巴金的话却不偶然，即使到中国别的城市，即使到今天，也仍然适用。

让我们在五十年后再把巴金的论述分解成一些基本要点来看一看——

第一，使中国作家提心吊胆、失掉雄心壮志的，是一股非常特殊的力量，可以简称为“棍子”，也就是“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

第二，这些人的行为方式分为五步：自己制造框框；把别人套在里边；根据框框抓辫子；根据辫子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

第三，这些人具有蛰伏性、隐潜性、模糊性，即“平时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干什么”。他们的专业定位，更是不可认真寻访。

第四，这些人嗅觉灵敏，出手迅捷。只要看到哪个作家一开口，一拿笔，他们便立即举起棍子，绝不拖延。

第五，这些人数量很少，却声势浩大，也就是有能力用棍子占据全部传播管道。在制造舆论上，他们是什么都做得出来的狼群。

第六，这些人口头上说得很堂皇，但实际的原始动力，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

第七，尽管只是出于嫉妒的破坏欲望，但由于这些人表现出“怒火”，表现出“高举”，表现出“痛击”，很像代表正义，因此只要碰上，就会造成很多麻烦，使人脑筋震坏。中国文化界的暴虐和胆怯，皆由此而来。

以上七点，巴金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九日已经用平顺而幽默的语气全都表述了，今天重温，仍然深深佩服。因为隔了那么久，似乎一切已变，***、张春桥也早已不在人世，但这些“棍子”依然活着，而且还有大幅度膨胀之势。

巴金的发言还隐藏着一个悖论，必须引起当代智者的严肃关注——

他是代表着受害者讲话的，但乍一看，他的名声远比“棍子”们大，他担任着上海作家协会**，当然稿酬也比“棍子”们多，处处似乎属于“强者”，而“棍子”们则是“弱者”。但奇怪的现象发生了：为什么高举着棍棒挥舞的“弱者”双手，总是那么强蛮凶狠？为什么战栗于棍棒之下的“强者”生灵，总是那么羸弱无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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